- 罗有成;
数字权利在本质上是一套独立的新兴权利,具有新的赋权方式、权利结构与运作逻辑,而不是“数字内容的传统权利”。从内涵来看,数字权利最终保护的是个人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自主决定利益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行动自由”;从外延来看,数字权利和数字人权、数据/信息权利、算法权利等概念存在密切而复杂的关联。在数字社会,数字权利能够细化为“消极数字权利”“积极数字权利”“工具性数字权利”三种形态,三者分别塑造了权利概念层面的选择功能、权利话语层面的保护功能、权利制度层面的规范功能。在体系构造上,可建构数字生存权、数字人格权、算法正当程序权、数据财产权四元并存的权利架构体系,实现数字社会价值的整体性保护。
2023年05期 No.245 50-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3K] - 喻少如;许柯;
数字技术的赋能有利于助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在新公共管理理论遭到普遍批判与数字治理兴起的背景下,整体智治理论是对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作为智能化时代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与治理框架。以杭州市滨江区“一码解纠纷”为例,公共法律服务呈现出规则代码化、场景虚拟化、决策建模化、效果精准化等特点,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理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数字技术、价值理念与法治保障等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公共法律服务数字化尽管蕴含着强大的治理效能,但也面临着信息孤岛的负面效应、政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技术平台的局限性、“数字鸿沟”现象、数字制度规范缺位等问题,需要结合整体智治理论,构建起整体型、合作型、智能型、回应型与法治型兼具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2023年05期 No.245 63-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22K] - 王龙;王娜;李辉;王娟;
基于内部横向视角推进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深化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综合采用文献综述、理论推演、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协同动力-协同目标-协同反思”的研究逻辑,剖析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基本过程和作用机理,并结合上海市等典型案例地区的政府数据治理实践进行应用检验,综合提出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横向视角下的政府数据跨部门协同治理是以建立协同治理格局为目标的实践变革,由“组织设计-制度安排-技术保障”多维动力要素驱动,受到来自组织运行、制度表现、技术嵌入等多重障碍因素阻滞,应重点采用完善组织环境建设、优化数据治理协同制度和创新治理技术工具应用等应对策略。
2023年05期 No.245 76-8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1K] - 李桂华;黄琳;林思妍;
新冠疫情期间多元主体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疫情信息传播活动,通过复杂互动关系实现信息增值,已形成价值网络,实现形态跃迁。通过对我国疫情信息传播的历时梳理,发现非典时期、H7N9时期、新冠时期三阶段演变分别对应于价值链、价值矩阵、价值网络三种信息传播形态。将疫情信息传播价值网络解构为行为主体、资源选择、价值活动、效用体系、风险情境和制度规则六个构成要素,并基于六要素探究疫情信息传播价值网络运行机理,发现疫情信息传播价值网络中各行为主体处于不同节点位置,且各行为主体投入自身优势资源,在平台异质性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大水漫灌型、促进吸纳型、对话互动型和服务联结型等价值活动类型,最终实现疫情防控治理效能的放大。最后研究提出疫情信息传播价值网络治理策略。
2023年05期 No.245 88-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53K] - 刘伦;
通过各类新技术应用实现公共管理的“智能化”是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趋势,但对于“智能化”的定义以及理论方法框架等基础性问题,目前学界相关讨论还较为有限。以城市管理这一公共管理智能化理念落实的重要领域为对象,对智能化城市管理的理论内涵及体系框架进行辨析与建构,提出智能化城市管理来自过去半个多世纪连续的技术演进,其关键特征不在于某一项或某一类前沿技术的应用,而是各类机器、算法与人类管理决策交互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实现人机协同决策。最后,针对当前研究与实践中繁多的智能化城市管理技术,梳理了由面向现状认知的信息感知与挖掘、面向发展预判的系统模拟与优化,以及对整个过程进行算法增强的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模块构成的智能化城市管理体系。针对智能化城市管理所做的理论方法辨析与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公共管理其他领域的智能化转型,这一思路能够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更多系统化探讨。
2023年05期 No.245 100-10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3K] - 唐斌;
粤港澳大湾区疫情防控过程中,以大数据技术作为重要依托的健康码系统跨域协作被非对称的异质性治理环境所解构,使“码上通行”落空而造成“有码难行”。在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框架下,对粤港澳健康码互认协作的“结构-过程-结果”梳理后发现,事务性驱动力、领域性驱动力和区域性驱动力是三地健康码互认协作的主要驱动因素,交易成本以及合作风险是各方选择协作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左右协作进程并引发其间“木桶效应”的显现,非对称关系下跨域协作能否实质开展的关键要素则在于各方对于协作净收益的判断。为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应急协同中数字治理协作的开展,需要摒弃理想主义的非对称关系思维,在粤港澳大湾区顶层设计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构建一种能够积极回应、灵活应对各种跨域公共危机的功能性应急协作关系。
2023年05期 No.245 110-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47K]